後分析哲學家們普遍認識到，自然語言，並不像邏輯經驗主義認為的那樣一無是處，哲學問題，也並不完全是由於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和歧義性所造成的。把哲學的任務當作總是根據特定意義和句法規則，去翻譯、解譯或解釋任意符號的思想，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和理想化了的語言學理解的圖景。它並不具有覆蓋所有哲學認識的能力，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必然的。語言的主要功能在於實踐，是人類的公共交往形式，也就是說，對語言而言，使用才是最根本的。在這方麵，自然語言是先天的、自然的。因此，隻有把語言理解與解釋經驗、語言分析與語言使用相互滲透和融合，才能真正地發揮語言在哲學認識中的功用，片麵地強調任一方麵，隻能走向極端。對自然語言的這種理解構成了戴維森模式的基本態度。
1.語言的整體論
如果說自然語言並無過錯，且是促使由理想語言走向日常語言的因素之一的話，那麽形式語言自身的兩個致命缺陷則加速了這一過程的轉化。這兩個來自邏輯完美語言的思想的缺陷，一是盒子思維（Box-thinking），由語言語形學的約束而產生；一是語境盲（Context-blindness），即不依賴於命題被做出時的語境，是語義學的一種後果。[57]這種語義學所標榜的表達式的意義可以“獨立於語境”，即與它們被言說的語境或環境的改變毫不相幹的思想，在自然語言中顯然無法實現。在自然語言中，有許多類型的語詞反對“語境獨立”，離開了具體的言說語境，它們的意義便無法給予。首先的一類便是“我”“這裏”“現在”等指示詞。它們的意義類似於功能，隻是在用於語境時才產生一個指謂。因此，作為某種語境的依賴者，為了使它們產生語義上的相關值，不得不通過語境來得到滿足。另外的類型是如“他”“誰”等代名詞，它們對語境的依賴更為特殊，不僅要求理解語境的依賴者，而且需認識到語境的生產者。看來，對於自然語言來說，要拋棄掉語境概念和語境依賴是不可行的，沒有它們的幫助，特別是意義在被解釋時沒有考慮到言說是如何通過語境來相互作用的話，不能充分理解的語義現象的範圍太大了。所以，事實上，“一個對象應當在不同的條件或不同的語境中表現出差異或展示出其未預料的屬性”[58]。所有的經驗知識均是相對於各種對象、條件、曆史或文化的語境，並且隨著語境的變化而改變。我們不可能也無須求助於人工語言來消除語詞的歧義，豐富的語境本身已經為語詞設定了靈活、生動、可變換的可能世界。所以，隻有在具體的語境中，才能獲得其有效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