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後半期開始，語言分析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傾向於對語用學的研究和應用，隨著語用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策略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滲透和擴張，其逐漸成為語言分析方法的重要工具。但哲學家對這種工具的青睞和使用卻並不是在20世紀才開始。曆史地講，對語用的洞察自古希臘起就已經存在於人類的思維當中。亞裏士多德在《修辭學》中最先發展了一種交流的語用模式。自此開始，語用思維的發展與哲學的演進曆史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麵，語用思維在哲學研究中的出現滿足了解決哲學難題的需求，語用分析方法成為哲學家可以有效使用的語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麵，哲學家對語用分析方法的借鑒也內在地促進了語用思維的發展，導致了現代語用學的誕生。
不過，語用思維在各傳統哲學中的表現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從而具有非常不同的特點。在德國，從康德的語言學轉向開始，德國哲學傳統對語用思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源於尋求知識的理性基礎的目的，為交流和對話進行奠基。這一策略在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和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英國，從洛克的符號行為哲學出發，英國哲學傳統主要地關注於具體的對話和交流，與日常語言哲學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立的言語行為理論。在法國，語用思維主要體現在語言學家們對語言本質的研究當中，盡管並沒有形成自己的語用研究特色，但仍然在各個層次上涉及了語用的基本方麵。在美國，語言哲學的研究與實用主義傳統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莫裏斯的語形學、語義學和語用學的三元劃分理論，為語用學的研究設定了基本對象域，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進一步延續了奧斯汀的思想，格賴斯則開辟了語用學研究的新領域。哲學傳統中的這些語用思維交織在一起，不僅共同構成了語用思維發展的生動曆史圖景，而且在客觀上促進了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相互融合和滲透，成為這種融合的當代表現形式。本章試圖通過曆史地考察語用思維在這些哲學傳統中的具體表現形式，客觀地展示語用思維形成發展的路徑和形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