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哲學開始於康德的所謂“哥白尼革命”。正像哥白尼通過把太陽置於宇宙的中心，並讓地球和其他行星圍繞它運行，從而在天文學中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一樣，康德通過把理性置於核心地位，並讓對象世界以它為核心，從而改變了我們對自身的看法。從這個觀點看，我們並不僅僅是通過感覺來認識世界，即通過感覺積累世界經驗和它的對象表征，相反，我們預先把一個結構強加於世界之上，並通過人類理性的原則來指導它。在此之前，並沒有發現組織化了的世界，也沒有因對象世界而束縛住人類的行動。人類組織了世界，人類自身就是自由的行為者，並能自由地按照人類道德原則來行動。為了發現理性和道德的這些最高原則，按照康德的理論，哲學應當不僅僅按照英國經驗論者所讚同的經驗方法來前進，而且應當按照先驗方法來前進。
康德哲學的這種哥白尼革命的實質，“就是要建立起‘概念使對象可能’的新思維方式”[1]，這種先驗方法基於一種“真正的語言哲學”，類似於維特根斯坦提出的思想。康德看到，“包括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則的科學（邏輯）簡單地說就是一種思想形式的科學。並且我們能夠形成這門科學的可能性的概念，就像僅僅包含語言形式而沒有其他東西的普遍語法一樣，它屬於語言的事情。”[2]為了探詢經驗可能性的結構或思想的形式，它將實際地成為一種語法的研究。也就是，我們通常按照範疇所提供的先天法則，來建構對象並賦予其普遍必然性，就像語法在語言現象中的規則作用一樣，經驗是範疇這種先驗語法對自然現象加以拚寫的結果。對此，在《未來形而上學的導論》中，康德明確指出，“從普通認識裏找出一些不根據個別經驗、然而卻存在於一切經驗認識中的概念，而這些概念就構成經驗認識的單純的連接形式，這和從一種語言裏找出一般單詞的實際使用規則，把它們拿來作為一種語法的組成部分，是沒有兩樣的，並不要求更多的思考或更大的明見（實際上這兩樣工作是十分相近的），雖然我們指不出來為什麽一種語言偏偏具有那樣的形式的結構，更指不出來為什麽我們在那一種語言裏不多不少恰好找出那麽多形式的規定。”[3]可見，康德事實上把他的先驗哲學塑造在其時代的普遍語法之上，語言的形式將理想地反映思想的形式，為語言的使用設定了界限，促成了他的哲學的“語言學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