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比勒，德國語用思維發展到了現代的哈貝馬斯“普遍語用學”和阿佩爾“先驗語用學”的形式。但他們的語用思想源於不同的旨趣。哈貝馬斯是批判理論運動的繼承者，他從語言和交流在個體行為協調中起重要作用這一假設出發，形成“普遍語用學”。“先驗語用學”的建立者阿佩爾的思想並不是起源於批判理論，而是受海德格爾的影響，特別是後來阿佩爾在其哲學建構中重新引入了由於第三帝國而中斷了的分析哲學，接受了維特根斯坦和皮爾士的觀點。但從總體上看，他們具有大致相同的語用範式，承繼了德國自康德以來的語用傳統。
1.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
出於為資本主義社會重新定位理性的界域，為主體交流尋求一種理想的語言環境，以建立合理的人際關係這一理性重建的目的，哈貝馬斯成功地借鑒了英美哲學的方法論手段，發生了從意識哲學到語言分析的語用學轉向。哈貝馬斯首先的開始點是在工具理性和交流理性之間做出區別。在他看來，前者是社會語境中的策略行為，通過技術目的理性形成，後者則是某人就某事試圖與他人達成理解，從而在一種合作的方式中通過有效性主張的接受來完成。交流理性由言語行為的雙重結構所支撐，即原則上可以由通過施行動詞表達的以言行事部分和命題內容組成。在此，起決定性作用的以言行事部分在講話者和聽者之間構成了主體間際的關係，命題部分則用於交流事態。因此每一個交流都同時在兩個層次上發生：主體進行交流的主體間際層次和主體試圖去達成理解的對象或事態層次。
通過理解性、真理性、適當性和真誠性四種有效性主張，哈貝馬斯建立了這種講話者和聽者的主體間際關係。[11]盡管這四個有效性主張都展現在每一個命題不同的言語行為中，但哈貝馬斯認為，它們各自對有效性主張的要求並不同。比如，在命題斷定中，強調的是真理的有效性主張，而在命令中適當性主張占主要地位。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闡述了兩種基本的言語模型，即語言的認知使用（通過斷定）和與語言的這些使用相關的交流模型，後者最初是由奧斯汀提出作為施行的使用以反對語言的敘述使用。在比勒的啟發下，哈貝馬斯把這種二元區別轉化為三元關係：在每一個言語行為中，我們不得不處理命題內容與外在世界中事態間的關係。在比勒那裏是言語的表征功能，在哈貝馬斯那裏成為真理的有效性主張，比勒的言語的感情功能相應於適當性的有效性主張，處理講話者和聽者間的社會交流關係，比勒的言語的表達功能相應的是真誠性主張，考慮的是言語行為和講話者內在世界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