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洛克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意識到了語言的隱喻本質，即我們可以使用語言來創造一個新的世界，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他們仍然堅持的語言表征論，盡管他們都未能把這種洞察結合進自己的心靈理論中。但是，一旦從表征事物或思想的單一功能中解放出來，語言就能成為交流主體的自由所有物和工具，語言使用者就能夠代替語言本身而成為關注的焦點，這將使語用思維進入語言變得更為容易。也正是由洛克所開創的這一思路出發，英國17—18世紀偉大的經驗論哲學家霍布斯、洛克、貝克萊（B.Berkeley）和休謨與常識論哲學家裏德，將對語言使用的認識與社會理論結合起來，從社會行為的角度揭示語言的本質，形成了語言和社會的語用哲學。
從洛克對語言並不能完全、正確地傳達或交流思想的懷疑論出發，貝克萊進一步認識到，這種懷疑不僅僅與語言相關，而且與物質本身相關。他否定物質的存在，堅持僅有思想和精神事件存在。像洛克一樣，貝克萊也關注於闡明語言和世界間的關係，但他把語言從傳達或表征的功能中解放了出來，指出它事實上是思想建構的媒介，並給予語言相對於它的指涉物以更大的自主性，強調了言語的非指涉的和語用使用的多樣性。在他看來，符號並不總是表達或指稱思想的觀念，即便當它們表達觀念時，也並不是普遍的抽象觀念，它們尚有另外的用法，即除了表達和顯示觀念之外，對於諸如產生特定性情或心理習慣、指導我們的行為，符號都可以表達這種關係，當然，除非在符號的幫助下，否則我們並不能理解它們。
休謨也反對知識確定性的可能，認為精神中隻有感覺，通過研究洛克語言的經驗論中的語用潛勢，他提出了一種意義的語用論。休謨認為，“名稱”通過它自身的語義力，可以在語言接受行為中起作用，但這並不是要展示或表征個體講話者心靈中的觀念，而是依照實踐的動機或交流的需要，在受話人中喚起一種指稱個體或觀念的感覺。因此，意義是名稱的一種潛勢，它的實現依賴於語用因素。在此，休謨更多的是從社會行為的道德方麵進行的，在《人類理解研究》第三卷“論道德”中，以“論承諾的義務”為題，休謨指出，個體遵守“承諾”的義務來自意向和約定這兩個方麵，因為個體本身並無遵守承諾的自然義務，個體行為的意願和“承諾的履行”間並無本質的聯結，故承諾本質上是與非理智聯結在一起的，也不存在屬於它的心靈行為。但是，這樣一來，承諾如何得到執行？休謨的回答是，通過社會壓力和約定，通過基於社會的必然性和利益的人類普遍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