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論之後英國語用思維的發展，主要體現在誕生於英國哲學語境的分析哲學傳統中。這一傳統包括兩個學派，一個是劍橋的形式語義學和語用學，其奠立者有弗雷格、羅素和摩爾（G.E.Moore）；另一個是牛津的日常語言哲學，其奠基者為賴爾、奧斯汀、斯特勞森和格賴斯，他們發展了包括言語行為理論在內的語言使用觀念。維特根斯坦的前後期思想則分別對它們的發展做了貢獻。與傳統哲學不同，分析哲學不再關注於人、世界中的事物等，而是關注於用以去說出人、事物的理想的或日常的語言，以避免哲學家的誤解並促進理性的一致。這種在從事哲學方式上的變化，源於許多哲學家試圖促進科學家們的合作以便取得更大的科學進步，而尋求哲學中理性一致的理想。這一變化涉及對大部分傳統哲學問題的語言重建問題。比如，基本的道德問題“什麽是善？”成為關於“善”的意義問題或者關於“善”能夠具有意義的方式問題，本體論的問題“那是什麽？”成為關於什麽時候和我們如何能夠指稱對象的問題。
理想語言學派之根本目的就是為哲學和科學研究尋求精確的、形式化的語言，消除洛克所擔憂的語言不完全性和誤用問題，它所發展了的形式語用學思想後來為美國哲學家蒙塔古繼承，試圖對語用學像語義學那樣做形式化處理，認為“語用學可以看作內涵邏輯的部分的一階化歸”。[23]語用學發展的這一方向隨著形式化語言的失敗而逐漸衰落了，從1929年起，維特根斯坦開始改變了他先前竭力主張的哲學觀點和從事哲學的方法。在他看來，確實許多哲學源自所用的語言語法的誤解，但是，盡管日常語言能誤導，我們並不需要把它轉換進另外一種理想的語言，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規則所統治的語言活動或“語言遊戲”，它植根於文化約束的社會活動和態度或“生活形式”中。維特根斯坦的這些新思想促成了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的誕生，從而把哲學的追問與日常語言的研究聯結起來，並更關注於後者，形成了“二戰”之後繁榮的日常語言哲學運動。由此分析的對象從科學語言轉換到日常語言，反對形而上學的爭論削弱了，越來越多地注意於語言的非陳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