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認識論之初，並未嚴格細分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古希臘時期的智者除了對世界本源的追求之外，蘇格拉底還轉向了對人類本身的研究。亞裏士多德便是古希臘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綜合的集大成者。隨著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人們逐漸脫離了上帝與自然之間的關聯，確立了通過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幫助人們把握自然的本質和規律這一世俗化的目標。[69]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世界，摸索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達到對客觀真理的把握；精神科學從新的角度使世界展現在人們麵前，關注於文本，研究文本的意義，兩者僅僅表現在旨趣的異同上，而無本質區別。單純的研究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都是片麵的，如維柯所言：“民政社會的世界確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原則必然要從我們自己的人類心靈各種變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隻要就這一點進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驚訝，過去哲學家們竟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這個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創造的，那就隻有上帝才知道；過去哲學家們竟忽視對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這個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人類就應該希望能認識它。”[70]維柯之意在於指出割裂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聯係，用任何一門學科來作為單一的研究對象總是缺乏普適性的。
英美分析哲學中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哲學被視為是傳統的科學哲學，雖然否認觀察實驗中主觀因素的影響，但富有詮釋學的思想。例如波普爾的“觀察滲透理論”就給“科學始於無偏見的觀察”觀點以衝擊，他不滿足於科學解釋的客觀性而肯定主體的客觀性存在的詮釋過程，他認為人們在觀察中“扮演了十分活躍的角色”，“觀察總是由一些使我們感興趣的東西、一些理論性的或推測性的東西先行。正因如此，觀察總是選擇性的，並且總是預設一些選擇原則”[71]。這吻合了海德格爾詮釋學體係中“前見”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