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1998年，郭店竹簡正式公布，隨即引起了國內、國際學術界的極大關注，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熱潮，此後出版的先秦思想史著作，如果沒有利用郭店竹簡及隨後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竹簡，便會被視為“過時”，不具有學術研究的前沿性，我此前完成的博士論文《仁義禮智信——儒家五常學說研究》便麵臨著這樣的問題。正好在這一年，我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做博士後研究，受身邊同事研究熱情的影響，同時為了彌補博士論文的不足，我也開始關注起出土文獻研究，將博士後報告定為《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到2001年年初博士後出站時，我已完成了十五萬字的工作報告，並在報刊上發表了四五篇相關論文。在博士後報告鑒定會上，龐樸、薑廣輝、陳來、廖名春等學者對報告給予了充分肯定，並希望我對其補充、完善，爭取早日出版。然而這時我感到學術的大門似乎才剛剛向我開啟，一連串的學術問題迎麵而來，有待我去思索、去探索。例如，在鑒定會上我曾提出，以往學術界將孟子性善論與之前“即生言性”的傳統對立起來的做法是不合適的，從竹簡的材料來看，孟子性善論與“即生言性”實際也存在一定的聯係，由此或許可以打開孟子研究一個新的視角。然而當時還隻是一個想法，沒有落實為具體的研究成果。又例如，我雖已完成了《竹簡〈性自命出〉與早期儒家心性論》一文，但對如何理解、處理竹簡中的人性論材料，如何建構早期儒學心性論理論框架，仍感到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於文中的一些提法和觀點已心有不安，感到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所以博士後出站留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後，除了參加一些集體課題外，我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的研究上，五六年時間又先後發表了近二十篇這方麵的論文，較之博士後報告，這時的研究已更為充分、深入，字數也達到了四十餘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