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以下簡稱《思孟學派》）初版於2008年，是在我的博士後報告基礎上修訂完成的。我1998年到社科院做博後研究，2001年出站，2008年此書出版，前後曆時十年之久。由於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是當時學界研究的熱點，故本書出版後受到較多關注。成中英教授對我講，他拿到拙作後，連續幾周，一口氣讀完。李澤厚先生看到拙作後，從美國打來國際長途，就書中的一些問題與我展開熱烈討論。有一段時間我們通話比較頻繁，常常從早上談到中午——因為時差的原因，李先生那邊的晚上是我這邊的早上。本書出版後也獲得一些獎項，如北京市社會科學成果獎、教育部人文社科獎、社科院郭沫若史學獎、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獎、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等，報刊上也先後有十餘篇中英文書評。這多少使我感到欣慰，十年的付出終於得到學界的肯定，這對於一個年輕學者來說，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經說過，對於今天的學者而言，出書已不是難事，因而也不是那麽重要了，重要的是寫出可以出傳世的經典，這才是學者的責任與使命。一位學者如果能夠寫出兩部可以傳世的經典，在同代人中就是佼佼者；如果能寫出四到五部，就是一代大師了。我還有時間，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2008年以後，我的研究轉到了荀子，實際也與本書有關，是前一階段研究的自然延伸。讀過本書的朋友都知道，我沒有像多數學者那樣，將郭店竹簡定位為“孔孟之間”，而是認為將其看作“孔子與孟荀之間”可能更合適。子思不僅影響到以後的孟子，也與荀子有一定的聯係，子思以後儒學的分化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這樣如何看待荀子在儒學史上地位和影響便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來，成為需要認真麵對的問題。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統論的檢討與重構”中，荀子實際已經呼之欲出了。今年我將出版另外一本著作《政治儒學的奠基——出土文獻與荀子哲學》，這是我繼《思孟學派》之後另一部殫精竭慮之作，同樣花費了十餘年的時間，可以看作本書的姊妹篇。四五十歲之間的我，不論在學術功力還是思想見識上，當然要超過三四十歲之間的我，故這本即將出版的《荀子哲學》，其學術質量和思想創新，應該都超過了《思孟學派》，這同樣是讓我感到欣慰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