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作者和年代，學術史上一直存有爭論，宋代學者多認為其成書較早，並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顥認為“《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3]，並作《大學》定本一卷，對今本《大學》的章次進行了調整[4]。後朱熹又作《大學章句》一卷，認為《大學》分為經、傳兩個部分。其中，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傳則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程朱以上的觀點並沒有詳細的論證[5]，卻得到宋明時期學者的普遍認同，有些學者如王陽明等，雖然與朱熹在“格物”等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也都承認《大學》是聖賢所傳。這可能與當時儒家學者強化道統意識，以與佛道對抗的現實需要有關。但自清代以來，《大學》出自孔、曾的觀點受到普遍懷疑，多數學者認為《大學》成書是在秦漢以後，並提出種種根據予以論證。《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傳世文獻對其作者和年代沒有明確的記載，而《禮記》又是“西漢初年搜集和發現的儒家著作的匯編”，來源比較複雜，“絕大多數是先秦古文，個別有漢初成篇的”。[6]憑此尚無法斷定其具體年代，出現爭論也屬正常。但綜觀晚出論者的種種論述，其立論並不能令人信服，且不乏武斷之處，不僅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而給人們思想帶來混亂，故有必要做進一步探討。
認為《大學》晚出，一個重要根據是認為《大學》與《禮記》中的《學記》有關，是對古代學校製度的反映，而大學製度晚出，故《大學》亦晚出。清代學者陳澧指出，《大學》與《學記》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論“大學之道”，有密切關係。《學記》的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鄭注：“當為‘遂’。”）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誌，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