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子遊學派，不能不提到《禮記·禮運》篇。因為思想史上有《禮運》作於子遊的說法，而子遊又被看作與思孟屬於一係。如近代學者康有為說：“著《禮運》者，子遊。子思出於子遊，非出於曾子。顏子之外，子遊第一。”[83]“子遊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84]郭沫若也說：“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該隻是一係。孟氏自然就是孟軻，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樂正氏當即孟子弟子樂正克。但這一係，事實上也就是子遊氏之儒。”“《禮記·禮運》一篇，毫無疑問，便是子遊氏之儒的主要經典。”[85]郭店竹簡出土後，一些學者重提思孟道統問題，認為子遊與思孟為一係，而《禮運》（包括《禮器》《郊特性》等篇）當為子遊所作。[86]這樣，《禮運》的作者與年代又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近些年不斷出土的竹簡材料中，雖然沒有發現《禮運》一篇，但其中大量論述禪讓的內容卻與《禮運》存在密切聯係，為我們探討《禮運》的成書提供了可能。本節擬結合新出土的竹簡材料，將《禮運》放在戰國禪讓思潮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力圖對圍繞《禮運》的種種爭論性問題有一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