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從文獻和思想兩個方麵對今本《中庸》的成書進行了分析，認為它應該包括原來獨立的兩篇：《中庸》和《誠明》。今本《中庸》的這兩個部分在以後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這同樣說明，它們被編在一起乃是後來的事情。子思之後，最先引用過今本《中庸》的是孟子。《孟子·離婁上》說：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這段文字與《中庸》第二十章下半段，除了少數字句外基本相同，有學者已經論證這段文字晚於《中庸》，是《孟子》引用《中庸》而不是相反。[64]除此之外，《孟子》還有多處受到《中庸》的影響。如《盡心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這段話顯然是從《中庸》第二十五章“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變化而來。以往人們對如何理解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有過種種爭論，成為研究中的一個難點。其實，它和《中庸》第二十五章可以相互發明，均是指內在的誠擴充、顯現過程，以及所達到的精神境界。隻不過《中庸》交代了其中的具體過程，因而顯得清楚、明白，而《孟子》隻說明了最終的結果，則多少有些突兀，而若能將二者參照起來，則《孟子》的思想就容易理解了。此外，《離婁下》篇談論“明”，與《中庸》也有一定的聯係：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