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僅從孟子、告子的辯論中尚不足以判定“四心”說是否形成的話，那麽，我們不妨再對孟子的遊曆做一番考察，看看他那著名的“四心”說到底是在什麽時候形成的。《孟子》一書中容易確定時間的往往是孟子遊說諸侯的各章，這些章節雖然不是直接討論抽象的人性問題，但在孟子那裏，人性論與仁政論存在著有機的聯係。孟子提出“四心”說，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為他宣揚仁政尋找理論根據，所以孟子在遊說諸侯時是否涉及有關“四心”的內容，便是判定“四心”說形成的一個重要根據。
孟子的生平，前人多有考證，譚貞默《孟子編年略》說，“孟子四十以前，講學設教；六十以後，歸老著書。其傳食諸侯當在四十以外”，是符合事實的，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可。四十歲以前，孟子主要在鄒魯一帶活動。《孟子·梁惠王下》“鄒與魯哄”一章可能是記載孟子最早的活動了。周廣業《孟子四考》說：“孟子之仕，自鄒始也。時方隱居樂道……會與魯哄，有司多死者，公問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根據這章的記載，鄒國與魯國發生爭鬥，鄒國的長官（有司）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鄒國的百姓卻在一旁看熱鬧，不去救助。鄒穆公便向孟子請教，該如何處置這些人。孟子對鄒穆公分析說，鄒國的長官平時缺乏仁愛之心，對百姓的死活不聞不問，現在的結果是他們咎由自取。於是，他勸鄒穆公“行仁政”。賈誼《新書》中記載鄒穆公行仁政的故事，可能就是受到孟子的影響。不過，孟子這裏雖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對如何施行仁政卻沒有具體說明。前人往往根據孟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醜上》）的言論，以為孟子的“四心”說與仁政說是同時形成的，二者是一個有機整體。實際情況是，孟子的仁政說形成在前，“四心”說形成在後，二者是一種先後關係。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雖然仁政說到孟子這裏才發展到一個高峰，但“愛民”“保民”的思想卻由來已久，而“四心”說作為探討“愛民”“保民”的內在心理基礎和依據，則是孟子在宣揚仁政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二者存在時間上的先後十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