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說形成的曲折經曆，使我們對孟子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也看到“四心”說在孟子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首先，“四心”說是對儒學理論在新形勢下遇到衝擊和挑戰的回應，是對儒家仁學理論的一種發展。我們知道，孔子創造性地提出了仁，從而創立了儒家學說，而他的仁又是以宗法親情為出發點，建立在“孝悌”的心理情感之上的。孔子弟子有若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孔子自己也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論語·泰伯》）“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說明他自己也把“孝悌”看作“為仁之本”，強調為仁要從孝悌開始。在他看來，“孝悌”是人人具有的一種真實自然的心理情感，而這種情感正是仁的根源所在，是否具有“孝悌”也是判定一個人仁與不仁的標準。在孔子與宰我關於三年之喪的討論中，孔子從內心的“安”與“不安”點醒宰我，要他從孝悌的自然情感中去發現仁，體驗仁。而宰我居喪期間仍然安於食稻衣錦，完全喪失了孝悌之心，所以孔子說“予（注：宰我之名）之不仁也”（《論語·陽貨》）。這表明孔子的仁和孝悌有密切的關係，他的仁建立在孝悌的心理情感之上，但是仁源於孝悌而又不等同於孝悌。它從孝悌出發，層層向外推廣，上升為君臣間的“忠”、朋友間的“信”，最後達到“泛愛眾”，上升為人類的普遍之愛。孔子的這一思想，有其合理一麵，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當時社會的實際。因為人的社會化過程也就是由家庭到社會的過程，特別是在古代，家族在人的社會化中可能起著更大的作用。這就使家族倫理與社會倫理之間，“孝悌”與“忠信”“愛人”之間具有某種統一性。同時，由於中國古代在進入文明社會時，沒有像西方那樣經過個體私有製階段，把家族的宗法血緣組織徹底破壞，而是把它帶入到文明社會中來，“家”和“國”在中國古代便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擴大。中國社會“家國同構”的這一特點為孔子的仁提供了現實基礎，使其找到了生存的土壤。或者說孔子的仁就是植根於中國社會的這一特點的，儒學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就在這裏。但是，“親親”與“愛人”之間，家族倫理與社會倫理之間又存在著矛盾、對立的一麵，對“親親”的過分強調，就可能意味著對“愛人（他人）”的漠視；對家族倫理的維護，也可能造成與社會倫理的衝突。孔子雖然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這種矛盾和對立，所以主張對“孝悌”的外推和超越，由“孝悌”而及“愛人”；但另一方麵，他又不願看到作為“仁之端”的血親之愛被破壞，當二者發生衝突時，他毋寧更傾向維護前者，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這樣，孔子思想中“親親”和“愛人”之間又隱含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便成為以後儒學發展中所麵臨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