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生言性乃古代人性論的大傳統，這一傳統常常被概括為“生之謂性”。由於受牟宗三、徐複觀等港台新儒家的影響，學術界往往認為即生言性是自生理欲望以言性，是一個舊傳統，而孔子之後，子思、孟子所開啟的則是自德或理以言性，是超越之性、義理之性，是一個新傳統。前者“是儒家人性論之消極麵，不是儒家所特有”，後者則“是儒家人性論之積極麵，亦是儒家所特有之人性論”。[17]這樣，孟子的性善論與其之前的即生言性便是新與舊、積極與消極的對立關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屬於新儒家陣營的唐君毅先生，其對即生言性的理解卻與牟、徐二先生有所不同，他不僅注意到孟子性善論與其以前即生言性傳統的“異”，也觀察到二者之間的“續”，相比較而言，其立論更為公允。本節即在唐君毅等先生研究的基礎之上，結合近年新出土的竹簡材料，對即生言性傳統及由這一傳統衍生出的不同命題表述，特別是孟子、告子關於“生之謂性”辯論中所糾纏的種種問題做一分析、梳理，並進而探求孟子性善論與即生言性傳統的複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