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自稱“私淑於孔子”，又曾“學於子思之門人”，他主要從內在一麵發展了孔子的仁學，並在此基礎上對“仁義內在”作出了理論說明。所以，首先來看孟子對仁的理解。孟子關於仁的第一個命題是：“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以惻隱之心言仁是孟子仁學的獨特之處。《說文》說：“惻，痛也。”趙岐注：“隱，痛也。”惻隱一詞是表示對他人的不幸、危難境遇而產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例如看見孩童要掉入井中，必然會產生怵惕惻隱之心，這種惻隱之心不是為了任何功利目的，而完全是情感的真實流露，將惻隱之心“擴而充之”即是仁。孟子也常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孟子·盡心下》）“不忍”和惻隱一樣，都是對他人特殊境遇下的不幸而產生的哀痛、同情之情；“所忍”則是一般情境下的仁愛之情。孟子認為，仁實際是一種“以其不忍達於其所忍”的擴充過程，即把對特殊境遇下的惻隱、哀痛擴充起來，使之上升為一般情景和普遍意義上的仁民愛物的過程。
孔子言仁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血緣宗法的孝悌為基點，通過層層外推，達到普遍意義的“泛愛眾”，故有子將其概括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而孟子則把“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不欲害人之心”看作仁的基礎、根源，與孔子相比，無疑是一個重大變化。孟子言仁更多地傾注了對民眾疾苦的同情和關注，如仁政、民本，而不僅僅是以維護宗法血緣為重心。孟子甚至對仁民和親親做了區分，把仁界定為對民眾的一種普遍情感：“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愛”是對於萬物的一種情感，“仁”是對於民眾的一種情感，“親”是對於親屬的一種情感，三者互不相同，有嚴格的區別。對於一個君子來說，就是要由親愛親人達到仁愛民眾，由仁愛民眾達到泛愛萬物。孟子把仁界定為對民眾的真實情感，而與親親區分開來，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法血緣的狹隘範圍，賦予了仁更為廣泛的社會內容。不過，孟子在提出以上富有創造性命題的同時，依然保留著一些舊的觀念，如“親親，仁也”（同上）。“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離婁上》）這說明，孟子一定程度上還是受到當時宗法血緣關係的影響，同時也有可能，後者是孟子早期繼承前人的觀點，前者則是孟子“四心”說形成後新的思想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