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主體的心，以心言仁，賦予心道德實踐中的創造作用，這便決定了他主要是從主體心來統一內、外關係，論證“仁義內在”說的。我們知道，在孔子那裏，仁、禮還存在著內、外的差別，仁是內在主體，禮是外在規範。禮之外，孔子還談義，義與禮密切相關，也具有外在的特點。子思在此基礎上接受了當時流行的“仁內義外”說，將仁義禮智聖一方麵說成“形於內”的“德之行”，另一方麵又說成“不形於內”的“行”，並提出“為德”與“為善”的道德實踐方法。這樣，從孔子到子思，仁與禮（義）、內與外的關係不僅沒有得到統一，反而呈現對立的趨勢，直到告子以極端的形式將其內在矛盾揭示出來，迫使孟子不得不作出理論的回答和說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仁義禮智是“我固有之”，或者說是“形於內”的，它們內在於心，可以由內而外顯現出來，與《五行》的“德之行”是一致的。不過，孟子在繼承《五行》“德之行”的同時，已不再關注“不形於內”的“行”。在他看來，仁、智固然內在於心，是源自“惻隱之心”與“是非之心”，而禮、義也同樣來自內在的“恭敬之心”與“羞惡之心”。因此，仁、義、禮、智性質相同，都內在於心，並不存在內、外的差異，也不需要作出“形於內”“不形於內”的區分。孟子說：“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禮本來就是由辭讓之心即恭敬、尊重的心理情感擴充而來，因此，實踐禮是為了滿足內心的需要，而非服從外在的強製，它是內而不是外的。人們之所以產生外的看法，主要是不懂得禮的真正來源，不懂得道德實踐的主體性原則。因此，隻有將禮與辭讓之心聯係起來，將其看作辭讓之心的表現，才能完成由外向內的轉變，實現內、外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