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者問嚴煙，天地會成員可以得到什麽好處，他答道：
……要入這會的緣故，原為有婚姻喪葬事情，可以資助錢財；與人打架，可以相幫出力；若遇搶劫，一聞同教暗號，便不相犯；將來傳教與人，又可得人酬謝……[32]
1802年，清廷從北京委派高官那彥成前往廣東調查博羅縣的一次起義，描述了牽涉其中的添弟會如下：
添弟會名起源於福建漳泉，粵之惠潮與之接壤，沿習既久，遂成土俗。粵省民人多聚族而居，其客籍寄居者，均係無業遊民，性複獷悍，聚黨成群，遂結拜添弟會，遇事互相幫助。會內亦間有本處之人，而係客籍者十之八九。其土著民人因客籍結會，恐被擾害，又因深山耕牛，難得牛隻，被添弟會偷竊，亦各於鄉內糾眾立會，每戶按年派錢，存為公項使用，名之曰牛頭會。兩會之人彼此爭競，積怨構釁，互為仇敵，已非一日。此次歸善、博羅、永安三處滋事，歸善添弟會係陳亞本為首，糾黨數百人，欲搶劫牛頭會村莊，尚未起事，即被……拿獲。[33]
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有其他相同模式的例子。在這段時間，很多天地會看來基本上是互助組織，這些組織可以分為兩類：與林爽文叛亂相關的供詞顯示，他的很多被捕的同夥都身在地方上的市場網絡之中，嚴煙是賣布的、另一個是賣酒，還有一個是賣吃的，另外還有幾個在廣東的戲班子工作；博羅的組織是另一類，是農村中參與械鬥的多姓氏組織。[34]
秦寶琦駕馭北京的資料十分出色，他整理了嘉慶、道光兩朝（1796—1850）96個天地會組織領袖關於該會宗旨說法的案例，發現其中26個是為了在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15個說希望撈錢，39個想打劫富人，5個為了拒捕或準備反抗，隻有11個是想攻打城市、打出自己的旗號以及造反。[35]莊吉發詳細討論了嘉慶、道光兩朝75個案例，其中一些顯然具有反朝廷的意識形態，但到道光末年卻隻有幾個積極造反。[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