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玄之指出，天地會的不少儀式都是由正統道教而來的。[65]什麽才算是道教，從來都是個問題，戴玄之隻是粗略地運用這個詞語來指他視為中國民間宗教的信仰和習慣。參加天地會儀式的人，也像參加鄉村儀式的人一樣，是在尋找一種知覺經驗以及自身的行為宗教認可。在拜會儀式中與天地會創始人同列的神明，也是鄉村道士所接受的，至於那些插在木製米鬥中央的燈、劍、鏡、秤、尺、剪刀和算盤，則是道教打醮儀式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問答部分是拜會儀式的主體，是天地會獨有的，但符咒和神秘的文書則叫人想起道教的做法。因此，天地會的傳統為何是異端的問題，與道教地位的問題密切相關，尤其因為道教奉行於鄉村，也存在於國家的正統意識形態當中。
盡管清政府對於不影響到政治秩序的非儒家信仰一般相當寬鬆，但正統中國信奉的是儒家，而很多鄉村宗教以及為鄉村宗教服務的道教儀式，都是異端。問題在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清王朝的儒家秩序之中，皇帝及其臣僚高居著溝通天人的位置，而道士在其儀式中也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兩者的分別，不是宇宙論的分別。清朝末年，道士已經可以接受反映塵世官僚架構的層層神明，然而他是在直接拜祭中向上蒼稟告，而儒家卻是強調皇帝或其主持老百姓祭典的代表的角色。無論清朝官員私下的信仰如何，他們至少在理論上是反對道教在社群中間所舉行的醮會的，因為涉及道教的社群儀式很容易便威脅到國家的象征性權威。[66]
清代的民間宗教與國家的正統頗不相同，因為民間崇拜較接近道教的，而非儒家的天人觀點。民間宗教突出神明對人類一切活動的認可，所以接近於魔法。個人通過禱告、祭奠，以及運用宗教符咒，感通於天。民間宗教的很多方麵，清政府雖無法與之妥協，但也不能視若無睹。舍難取易的辦法，就是隻把那些公然宣示造反的教義，或與曾一度造反的組織有關的民間宗教打成亂黨。官員無須深究一個教義是否會煽動造反，因為他們隻需看看這些教義是否與法律的定義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