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千百年來都是位處王朝東南隅的一個偏遠地區，其中心城市廣州可能在唐宋時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繁榮的轉口港，但誇張點說，當時這個繁忙的港口周圍依然荒涼。珠江三角洲一帶人口稀疏，直至16世紀初到18世紀末大規模開墾土地，才把這裏變成一個人口稠密，而且生產力強大的地區。
按照中國政治的常規，沒有皇帝會老遠從北方的京城跑到這個兩千裏外的邊遠地區來。即使在明清兩代，皇帝及其管治與這個地區的直接關係，也隻是通過地方官員，而更多的時候是通過官員的下屬體現出來的。王朝的管治看來不過是間接的，且往往是全然不見蹤影，而法律則掌握在地方宗族和鄉村手中。
直至晚近，華琛（James Watson）才根據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珠三角的香港新界地區聽來的故事提醒我們，鄉民的看法不是這樣的。[2]華琛認為（而我也同意的是），鄉村的傳說歌頌皇帝的權力和朝廷的顯赫，因此村民是自覺到王朝存在於他們生活之中的，盡管“龍”的行為變幻莫測，讓他們相信最好還是敬而遠之。
我希望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了解皇帝——一個人、一種製度，以及朝廷的措施——在什麽樣的背景之下出現於村民的心目中，借以探討王朝的存在，一如我20世紀80年代在香港新界所做的研究。問題的答案我已經在別的地方說過了，是與鄉村生活整合到國家文化——曆史、傳說、禮儀，以及朝廷和官僚集團的語言中去有關。[3]由於喃嘸佬和儒士兩個看來對立的傳統，其傳說和禮儀均讓村民自覺到王權的存在，所以我將對它們格外注意。傳說和禮儀無疑是文化整合過程中僅有的渠道，而這個過程則可能涉及戲劇、風水、建築風格、市場行為，以至更多數之不盡的地方文化。我之所以舉出喃嘸佬和士大夫，而不是其他文化傳統的負載者，是基於我對他們的掌握。然而，從這兩個傳統中可以發現到一些變化，能表明在文化整合過程中起著作用的更為廣泛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