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山之亂”是地方上的動亂，通常不會申報朝廷。《明實錄》在嘉靖六年（1527）十月記載了這件事，是因為山西巡撫都禦史常道上奏出兵招撫不利，請朝廷命河南巡撫加兵會剿討伐。朝廷雖然馬上下了命令，但會剿的計劃沒有執行。以後的幾個月間，地方官員分成了兩派。山西黎城知縣王良臣親自到青羊山遊說招撫，他的努力得到山西巡撫禦史穆相的支持，而巡撫都禦史常道則堅持會剿的計劃。[3]
延至嘉靖七年（1528）九月，朝廷的官員也分成主撫和主剿兩派。桂萼主撫，張璁主剿，爭持不下。首輔楊一清請嘉靖皇帝親自決定。皇帝接納楊一清提議，支持出剿。嘉靖七年（1528）十月，山西、河南官兵分三路進攻，陳卿等遂敗。陳卿降，其父及妻子家屬皆被捕。夏言於此時，才上奏參常道罪，參其“撫剿失宜”，又“未嚐與賊會戰，乃飛章告捷”。這個奏折得到朝廷接納，夏言被委派到山西視察。[4]嘉靖八年（1529）二月，夏言回奏，請割壺關、潞城、黎城三縣建潞安府，“青羊山之亂”所遺土地，“盡給良民為業”。設兵備官，以澤潞泌州民壯，半守潞城，半駐青羊山。[5]
“青羊山之亂”，參與的人數不多。嘉靖七年六月報告估計，“陳卿之眾，僅八百餘口，除妻孥孱弱外，能戰者，不過四、五百人”[6]。不過，官軍圍剿之時，陳卿等就“逼脅近山居民，籍記其姓名，編成甲伍”。如此召集的隊伍，共一千七百多人，分別對抗山西、河南官軍。[7]夏言的奏折，說明搜獲“賊中文書冊及賊名籍”。夏言審訊後的結論是：“方卿猖獗時，近境小民，多被脅虜，籍記姓名，編為總小甲”，這些人“非真盜可擬”。[8]
這些脅從的男女，“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如何安置這批亂後的流離之眾，夏言提出了幾個不同的方案。似乎他最主張的辦法，是開發青羊山的往來道路，使投降的人仍繼續依山居住，“編為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假如不能開發青羊山，便唯有“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為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為百年元事之計”。他考慮到應付巡檢司、千戶所所需的經費，認為“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征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予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卻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兌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製，分授降人戶，每人田若幹，隨處安插耕種。俾為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為廬舍、牛種之資”。但是，“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業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征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9]這些建議，都反映在碑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