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出版之前，出版方要我加一個後記。首先要說的話，是感謝令這本書得以出版的幾個人：卜永堅、曾憲冠、李子歸、陳博翼、宋旭景。沒有他們熱情地幫忙，這本書不會出現。也感謝賀喜，曾不厭其煩地替我修改過書中某些篇章的中文。
我也可以說幾句有關翻譯的話。我從來都相信出版物有其自己的生命，作者不應該對其獨立的生命有什麽影響。我生長在雙語的環境，但是因為種種原因，英語寫作比中文流利。可以有機會把我的英語文章翻譯成中文，讓廣大的中文讀者可以批評我的思想，是我很值得高興的事。但是，應該聲明，譯文我沒有好好讀過。
中文學界對“曆史人類學”的概念，看法不一，我相信名詞並不重要。我基本上是個曆史學者（我的博士學位是修讀社會學的），但是對人類學者的田野活動很有興趣，也有幸得到人類學者朋友的指導與幫助。我並不相信我懂多少人類學，也對現在人類學的後現代主義追求一點興趣都沒有。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國社會史需要結合田野的觀察與文獻的解讀。我相信不走出書齋的曆史學者（借用賀喜的一句話）不能了解中國社會。
問題不在於田野中有什麽特別的資料去收集，問題在於怎樣以田野的眼光來讀文獻。
曆史學者研究的文獻，來源於田野；田野可以在鄉村，也可以在達官貴人的官邸。文獻怎樣產生，怎樣流傳，什麽文獻保留下來，什麽文獻沒有，都在某類田野經曆過一定的時間。它活在田野之中，有的，仍然活著。曆史學者若不能從文獻看到田野，他或她隻是一個抄襲的機器。從田野的角度讀文獻，文獻的內容是一層一層的，原來某句話經曆過解讀，又放了另一篇文獻之內，如此轉手多次，才到達曆史學者的視野。您有興趣知道的，是文獻的哪一層呢？您又有多少田野的幻想，幫助您看出其中的變化？我們這些城市長大，五穀不分的人，不跑田野，怎樣可以有看透文獻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