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注意儀式，與儒家提倡禮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相同的傾向。人類學作為一門學問，假設人與人的關係表現於“儀”；儒家作為一種學說，認定人與人的關係根本於“禮”。兩者的共同點在於把“儀”或“禮”放到理論的核心。但是，人類學討論的“儀”，指的是文化產生的設定程式，近似於戲劇的劇本；而儒家所指的“禮”，則源於天理產生的必然定律。所以，假如還是用劇本來比喻設定行為的程式的話，在天理的安排下，劇團演來演去隻能演一出劇本。
自宋到清中葉，儒家教化的目的，就是推廣這一出劇本，以天理規範的禮教取代地方的風俗。在珠江三角洲，這個目的並沒有完全達到，但推廣禮教的結果，卻扶持了一群以保障“禮教”為己任的士人，發展了一些為國家所認可的地方禮儀。通過這些禮儀，邊緣的地方得以歸入國家“禮教”的秩序之中。
在珠江三角洲，從北宋到清中葉，這個禮儀的演變過程，可以分為四個曆史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北宋元祐二年（1087），廣州知州蔣之奇初到任，行釋奠禮，見廣州學宮簡陋狹隘，新而廣之。[2]10年後，章楶在紹聖三年（1096）記其事，說明這次興辦學校的來龍去脈。原來慶曆中（1041—1048），仁宗詔天下興學，當時廣州隻有西城蕃坊裏的夫子廟，“其製度迫陋，不足以容生徒”。後有郡人劉富，不但捐資，而且親自建學。但到“始將完”之時，轉運使陳安道卻“陋其卑陋，止富勿修”，動用官款另建學校。[3]蔣之奇行釋奠禮的地點，相信就是這裏。可見自慶曆至元祐的40年，廣州的學宮一直在擴大。據《宋會要》載，仁宗朝多次詔州縣興學。[4]轉運使陳安道、知州蔣之奇興辦學校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但夫子廟建在蕃坊，郡人建學宮被止二事，卻需要作進一步的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