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江三角洲的社會史，特別是在這個地區從宋到明整合到國家的曆史過程中，我認為禮儀改革構成了國家社會關係的重要部分，而且可能是邊陲地區整合到國家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珠江三角洲的曆史至少在某個方麵符合哈貝馬斯關於“公共空間”的出現與“民間社會”的語言二者相互關係的描述：以禮儀捍衛者自居的文人，獲得了一個可以一申己見之地以約束帝王的“妄想”，而就這方麵而言，禮儀之於中國就像“民間社會”之於歐洲，為限製君權提供思想論爭的場所。
明末清初關於禮儀的文字，對禮儀在公開辯論中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這方麵（Chow kai-wing）已有所論及。艾爾曼（Benjamin Elma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狠批周啟榮誇大了禮儀促進政治或社會統一的用途，然而，撇開這篇文章整體的洞察力不談，我相信艾爾曼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32]禮儀很可能可以讓差異得以彰顯，但是，把共同的禮儀建基於一套共同的語言之上，卻可以把差異包含在禮儀統一的外表之下。
問題的重點包括了方法論。我非常同意艾爾曼指出包括周啟榮在內的思想史家在述及社會討論之時，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史，但艾爾曼也像其他思想史家那樣，不大借助於江南地區的社會史，反而是采用了根據蘇州和上海而得出的扭曲看法，沒能看見到了清代，禮治主義——即相信禮是社會或政治的穩定力量——已成明日黃花。到了清代，周啟榮所研究的那些知識分子究竟怎樣說宗族，對於大多數的祠堂建造者和祭祖參與者都已無關痛癢。有影響力的思想討論，是明代的方孝孺和夏言等官員的作為，周啟榮在他的背景研究中有所主張。然而，周啟榮發掘出來的材料對研究江南社會史的學者，應該十分有吸引力：方孝孺（1357—1402）對於浙江的祖先牌位不以為然，因為那不合法，而同樣在浙江，兩個世紀以後，張履祥（1611—1674）看到佛、道和很多其他的神祇與祖先安放在一起。張履祥的友人陳確嚐試統合兩個“從不係屬”的宗族支派，給他們尋找一個共同的初祖，奉祀在一個祖墳旁邊的一間重建的祠堂裏。周啟榮是思想史家，他把方孝孺、張履祥和陳確視為知識分子，他們的著作形成了一套“論述”。社會史家的反應也許會相當不同，因為無論什麽“論述”，不但在紙張中傳布，更在他們所眼見和描述的事件中傳布。應該說，周啟榮已經較大多數搞理學的思想史家更認真對待社會史，但基於目前江南社會史的文獻，以及其中可能獲得的自滿，無法期望他能對禮儀的實際形式和特性有充足的敏感度，從而明白到，如果他能把張履祥和陳確的描述放回到它們所由來的地方史中去考察，尚有大量材料有待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