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跡》稱安祿山“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直至“開元初，延偃族落破”,祿山方得隨眾南逃嵐州。姚汝能顯然也看到了邵說《雪安表》“本實姓康”的說法，但以其“不具本末”而未予采納。在以桑原騭藏與陳寅恪為代表的早期研究中，曾有過突厥汗國複興導致中亞胡人東遷的猜想，並根據康姓認為安祿山之父為中亞康姓粟特人③,但這種假說在地理與邏輯上難以自圓④。我們知道，營州雜胡是在武周後期才逐步形成的一個新興群體，安祿山出生於唐厥交界的“代北—幽營”一線，無論是營州舊址柳城、寄治地漁陽，抑或代北、河東一帶，當時都沒有大量中亞粟特人遷入的跡象。阿史德氏與某個中亞康姓粟特人相遇並孕育產子，從當時的曆史背景來看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事實上，無論是安延偃還是安道買家族都世代擔任唐朝的中高級武職，如姚汝能所說是地道的“胡將軍”,與以商貿著稱的中亞粟特人明顯不同。因此在20世紀40年代，小野川秀美最早提出了安氏家族來自河曲六胡州的觀點①,這一看法在隨後獲得了蒲立本的支持，並且他提出了粟特人突厥化的概念②。那麽安祿山的生父是否有可能是來自六胡州的粟特人，甚至如蒲立本所推測就是安延偃本人呢?這就涉及六州胡人在當時的動向問題。
貞觀四年(630)突厥汗國在唐朝的打擊下崩潰，其部眾被遷入今陝北、鄂爾多斯高原及其周邊的廣闊地帶，唐朝建立順、祐、長、化四州以統轄。這些部眾中間自然也包括了大量突厥汗國內部的胡部。此後的半個世紀，漠北的突厥故地處於權力真空狀態。調露元年(679)阿史德溫傅叛亂，河曲的突厥諸部群起響應，唐廷以左監門大將軍安元壽檢校夏州群牧使，上報損失馬匹18萬餘匹，足見內附蕃部當多有叛逃劫掠。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朝於調露元年(679)在鹽、夏兩州境內設置魯、麗、塞、含、依、契六個州，專門管轄河曲內附的粟特人，是為六胡州。④這正反映出內附粟特人與唐朝政府非同尋常的關係，六胡州的設置從一開始就具有牽製突厥叛部的軍事意義。⑤萬歲通天年間(696—為這是第一突厥汗國覆亡後粟特人首次返回漠北，這一觀點值得商榷。默啜索要的是豐、勝、靈、夏、朔、代六州的突厥、鐵勒諸部，並非六胡州的粟特人。小野川秀美對這一點區分得很清楚，認為默啜索要的河曲六州降戶“很可能遷徙到了黑沙的南庭”,並注意到“此後‘黑沙南庭’及河曲地區的突厥諸部便不見記載，僅可以確認其在六胡州地區存在過”。①這正是由於六州胡人並未隨該批降戶北返。同年唐朝“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②,六州胡人的親唐立場顯而易見。榮新江、森部豐推測這批六州胡人最早遷入了營州③,這一觀點同樣值得商榷。營州此後不久便被契丹攻陷，直至開元九年(721)方才完全恢複舊置，這批作為援軍開赴幽營前線的稽胡精兵不太可能滯留於這樣一處廢棄的邊隅懸絕之地。也就是說，在7世紀末期，六州胡人非但沒有遷往營州，甚至也不曾返回突厥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