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帝國政府的主要成分是儒生、文吏兩大群體，那麽選官製度上的變動，就必然影響到二者間的關係。儒生、文吏之間一直存在著政治方針和權力分配上的鬥爭。如賈誼稱“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董仲舒言“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文吏亦抨擊儒生“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在東漢皇權著手恢複和強化理性行政，並在選官方麵建立了“試職”“累功”之製後，儒生和文吏之間的權力分配，便立刻受到了影響。
“試職”“累功”之法，是同時適用於儒生、文吏的。因為按規定隻有“德行尤異”者才“不須經職”,那麽,以經術得舉的儒生就不能免去“試職”“累功”之事。雖然儒生之“軌德立化”也不妨謂之為“能”,但吏事政務原為文吏之所長，那麽這一製度，就將更有利於“以事勝”的文吏，而不利於“以職劣”的儒生。
東漢尚書台權重。《後漢書·韋彪傳》:“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是居尚書者多為文吏。尚書多由尚書郎遷至。《後漢書·周榮傳》:“諸(尚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是尚書郎亦多文俗吏。尚書郎由三署孝廉郎選，孝廉則來自郡國察舉。《後漢書·第五倫傳》:“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可見王朝重吏治，察舉重功能，遂使“辨職俗吏”在帝國政府中占據著相當地位。
《資治通鑒·漢紀》明帝永平七年載宋均語：“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奸也。”王充《論衡·程材》亦記當時“古經廢而不修，舊學暗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嘩於朝堂”,“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也”。又《後漢紀·殤帝紀》載尚敏疏稱：“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①,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由”字據《續古文苑》卷六補。)力請“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可見當時公府辟召、州郡察舉，文吏頗有排擠儒生之勢。究其原因，則在於“用吏為繩表”,遂使選官中“使能”“達吏”因素得到了製度化的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