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後期，主昏政謬，國事日非，外戚、宦官擅權舞弊，都加劇了選官的腐敗。如《後漢書·梁冀傳》稱，“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後，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冀敗，“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此外戚擅權對選官之破壞。又同書《曹節傳》,記宦官“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此宦官擅權對選官之破壞。又同書《靈帝紀》:“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此專製昏君對選官的公然破壞。《抱樸子·審舉》:“靈、獻之世……台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輕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東漢前期，選官尚可大致維持清平。時人對選官的批評，多著眼於“儒者寂於空室，文吏嘩於朝堂”與“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之上，抨擊政府重文吏而輕儒生。東漢後期，各種官僚集團對特權的占有和對權力的濫用造成了選官的腐敗，遂出現了大量對選官“清濁不分”的譴責。腐敗現象固然也能刺激完善選官製度的努力，左雄所定“限年”“試文”之法，便是一種應時的對策；但總的說來，腐敗將嚴重阻礙選官的公正實施。在東漢後期的選官中，儒生文吏的矛盾漸趨消解，而腐敗現象日益嚴重，並對應著整個社會之中清流與濁流的對立。清流士大夫與腐敗的專製權勢進行了激烈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