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我們進一步考察漢代察舉的分類取人標準。
對漢代察舉的基本標準，史家有不盡相同的說法。或強調漢家以孝治天下，選官重德行，選官以孝子廉吏為先。就是漢人自己，也經常地申明著這一觀念。今之學人或稱，東漢選舉是以道德作為標準的，因此宗族鄉黨的批評，就成了選舉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憑借；失掉了這個環節，選舉就無法進行。誠然，漢代選官之“以德取人”,是其重大特點；但我認為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即使從理論上說，一個管理著幾千萬人口，處理著兵刑錢穀繁雜政務的龐大帝國政府，也不可能僅僅依靠以德行標準錄用的文官來維持運轉。即使在東漢，道德評價也絕非察舉的“唯一憑借”。
另有一種說法，就是把所謂“四科”看成漢代察舉的標準。在敘述“四科”之時，被引用的一般是《續漢書·百官誌》注引之《漢官儀》: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核，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
又《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漢官儀》記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與此內容略同，當為一製之重申。勞翰認為，上述詔書中之“四科”,“當然是指選察孝廉的標準說明”①。安作璋、黃留珠也認為“四科”是漢代察舉的基本標準。②
我以為，把“四科”作為漢代孝廉科以至整個察舉的標準，這種意見大致說來還是可以成立的；但這是在某種“引申”的意義上來說的。嚴格地說，上麵的世祖光武帝詔書中所言之“四科”,並不是察舉的標準，而是為征辟而發的。在運用史料時，首先應弄清史料的本來含義，在此基礎上才能有所引申與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