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察舉與學校製度的複興，給選官格局帶來的變化是複雜的。在曹魏與西晉時期，以秀孝察舉出仕者，有相當一部分為普通士人、二三流士族與下級官僚子弟，以及蜀吳“亡國之餘”,較為廣泛地包括了各個階層、各種身份之人士。國子學雖麵向貴胄，但並不為貴胄看重，太學則主要是容納了普通士人。但在南朝，情況又發生了較大變化。察舉學校入仕之途複興之時，未能保持其取士的廣泛性這一特點。這就是說，南朝門閥士族開始大量步入察舉學校之途了。
劉宋之孝廉，我大略考得12例，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出自士族，且多以孝行被舉，因入《孝義傳》而留名。見於《宋書·孝義傳》的，如郭世道、郭原平、郭伯林、郭靈馥祖孫4人及潘綜、吳逵等；見於《南史·孝義傳》的，還有秦綿。吳逵、潘綜被舉時，太守王韶之發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揚，允將符旨。”由此知孝廉之舉重孝行，宋廷曾有明令定製。《宋書·孝義傳》附沈約論曰：“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士族多不能或不屑修身勵行以求進，此或亦孝廉之舉“多發溝畎之中”的原因。
又《宋書·袁粲傳》:“(大明)三年，坐納山陰民丁象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丁象文似非士族，袁粲之免官，在於納貨而不在舉寒人。看來劉宋時孝廉之舉，習慣性身份限製仍不甚嚴格。齊、梁、陳三代，孝廉之記載日益減少。齊有廣陵高爽、會稽孔琇之，梁有吳興沈文阿，陳有張乾，4人而已。後3人為吳地士族；而僑姓士族，無一人被孝廉舉。看來在南朝，此科之地位並不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