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察舉與學校入仕製度，既處於複興之中，又明顯地士族化了。這是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繼續發展的結果。
我們已經指出，采用考試選官方法的察舉與學校製度，相對地更有利於皇權—官僚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考試方法與擇優原則，本質上與身份特權製度是不相容的，它具有選賢任能的功能以及促進下層士人依靠才行知識改變地位，造成社會上下層的活躍對流，並由此而抑製門閥化、封建化因素的功能。這有利於君主賴以實現其專製皇權的官僚政治，有利於君主抑製可能因過度發展而分奪其權力的特權身份集團。而從另一方麵說，依賴於擇優原則的官僚體製，又是以專製皇權作為其權威的主要來源的。因此，察舉學校製度的地位變化，就與皇權的興衰，有了直接的關聯。東晉時期，“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宋書·武帝紀》“史臣曰”),皇權低落而門閥專政，察舉學校製度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劉宋以來，皇權開始恢複，所謂“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宋書·恩幸傳序》)。自低級官僚出身的北府兵將領劉裕，依武力而不是門第取代東晉皇室之後，南朝君主通過使皇族出鎮要藩、武將執掌兵柄、寒人主持機要等手段，恢複了對大小臣吏的誅賞遷黜、生殺予奪的處分權力。如田餘慶先生所言：“東晉門閥政治，終於為南朝皇權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複了絕對權威，可以駕馭士族；而士族縱然有很大的社會政治優勢，卻絕無憑陵皇室之可能。”①
我們可以特別注意，南朝君主多以寒人掌機要，而寒人時常公然操縱選舉。據《南史·恩幸傳》,劉宋時戴法興、巢尚之、戴明寶為中書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凡所薦達，言無不行”;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亞於人主”,“朝士貴賤，莫不自結”;齊時茹法亮、呂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綦母珍之“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茹法珍、梅蟲兒“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禦刀”。高門士流，為求遷轉有時竟須屈事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