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察舉的重心向考試轉移之後，它與學校的關係就日益密切起來。例如東晉元帝時下令察舉恢複策試，秀孝多不敢行，孔坦遂議曰，“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暗通”,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見《晉書·孔坦傳》);又甘卓亦謂“策試之由，當借學功”,請“申與期限”(見同書《甘卓傳》)。就是說，策試的才學，要經由學校的培訓；特別是在策試日趨嚴格、規範之時，尤其如此。
魏、齊中書學或國子學以及太學的學生，入仕數量頗為可觀。但南朝國子學之入仕者，要經由一次明經策試，這既是學業成就的畢業考試，也是入仕的資格考試。而魏齊京師諸學學生之入仕者，卻均無經過這種策試的明確記載。他們大約是直接遷補。魏齊學生是有品秩的。據《魏
書·官氏誌》太和第一次《職員令》,國子學生在從第六品下；據《隋書·百官誌》中，北齊國子生視流內從第七品。他們大約入學就獲得了相應品秩官資，不需結業策試，即可依此敘錄。但學校中日常的考校，還是存在的。《北齊書·孝昭帝紀》皇建元年八月：“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可為一證。
魏齊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郡學與察舉的結合日趨緊密，甚至成了秀孝的主要來源。郡學之立始於北魏獻文帝天安初年，亦稱太學，有生百人至四十人不等，依郡之大小而定。《魏書·元英傳》:“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又同書《封軌傳》:“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又《薛謹傳》記其為秦州刺史之時，“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裏，親加考試”。又《北齊書·杜弼傳》記其於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為琛所歎異”。知郡學由中央三年一次遣使考校，日常課業則由州府督責。其製度、規模，均較南朝為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