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舉製起源、成立標準及進士科問題，學者的研究已相當之多，這裏擇其要者略作評述。
在20世紀30年代，鄧嗣禹在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2卷第1期上發表了《中國科舉製度起源考》一文。文中對隋之進士科作了考析，結論是“然則進士科起於隋也明矣”;同時進而提出了他對科舉製成立標準的看法：“須知科舉考試，必由應試人於一定日期，投牒自進，按科應試，公同競爭，試後有黜落，中試者舉用之，然後為真正考試。”既然唐代已有分科招考及競爭黜落之製，有投牒自進之法，“然則科舉考試之起於唐，殆成定讞矣”;然而隋代已有“公同考校”之法，有進士之科，所以“科舉之製，肇基於隋，確定於唐”。
在同期的《史學年報》上，還刊載了張爾田、俞大綱的評述意見。其中俞大綱對“科舉之製，肇基於隋，確定於唐”這種略失含糊的說法略表異議：“不得以進士設科年代，以定考試製度始於何時。若謂察舉對策之法，已為完形之考試製度，則當上溯兩漢為權輿；若謂朝廷開科待人，士子投牒自進，始可謂完形之考試製度，則當以唐為始，不可謂肇基於隋，確定於唐矣。”俞大綱與鄧嗣禹，在科舉成立標準上是一致的，隻不過俞氏對“以唐為始”一點闡述得更為明確、清晰。
1949年之後，一般都認為科舉製就是分科舉人，始於隋之進士科。在《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上，何忠禮以其《科舉製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於唐》一文檢討了這一問題。他提出，科舉製應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應是科舉製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薦舉製最根本的區別”;第二，“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即以考試為確定任官資格的中心環節；第三，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由於隋代考試方法尚不完善，特別是“投牒自進”之法並未產生，因此，科舉製應始於唐。同時他還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就是隋無進士科，所有稱述隋進士的材料，均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