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代分家析產的條件下，家庭結構的成長極限，取決於分家析產的時機。在分家之際，如果父母在世而諸子尚未完婚，其成長極限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一子已經完婚，其成長極限為“主幹家庭”(stem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二子或二子以上已經完婚，其成長極限為“直係家庭”(lineal family);如果父母已經去世，而諸子中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已經完婚，其成長極限為“聯合家庭”(joint family)。在這四種家庭中，第一種屬於小家庭，後三種屬於大家庭。由此可見，分家前的家庭能否發展為大家庭，主要取決於父母是否在世及諸子是否已經完婚。
唐以後的法律規定，父母或祖父母在世及居喪期間，子孫不得別籍異財。121據此推論，分家前的家庭結構，應當是父子兄弟同居共財的大家庭。但在實際上，這種法律規定往往形同虛設，並不具有保護大家庭的作用。早在宋代，福建民間為了逃避重役，往往“父子兄弟自分為戶”,甚至“嫁遣孤孀”以降低戶等，而地方官“以增戶課稅”,並不追究民間是否依法分家析產。31這就表明，民間的分家時機與分家方式，不是以官方的法律規定為依據，而是與特定的曆史環境相適應。
根據筆者所見資料，明初福建的家庭結構比較簡單，父子兄弟別籍異財的現象相當普遍，這可能與當時動亂不安的政治環境有關。《閩南何氏族譜》的《清源何氏世係》記載：“我家翁靖之公複遷於溫陵，有子添清、添治、添潤、信祖、信福、信哥、信奇。添清名登仕籍，不能備禦賽甫丁阿裏迷可之亂，乞骸就第，懼禍全家，乘桴浮海，即同安順濟宮左而居之。時臥席未暖，又因鞠阿裏智逃軍，勾清著役。清恃其位號，互相催迫，治、潤逃回晉江，祖、福、哥、奇望絕計窮……匿名易號，移逸於漳之浦邑南溪。”繼元末戰亂之後，明初福建又有倭寇之警，何氏兄弟再次為逃避軍役而分徙四方。據《泉漳何氏世家行狀》記載：“大明之改符易號時，祖、福兄弟頗有殖籍於浦邑。洪武九年防倭事劇，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凡我血屬不能保其不星散鳥飛。”另據《何潯本宗世係》記載：“及洪武九年，邊塵告急，頂補防倭，抽役三名….…哥、奇二人相率而逃之何滄。至洪武十二年，抽捕太急(時國初用法嚴峻，有罪難赦),哥又逃之何地，奇又辭世，其子名怎，不得已頂當伯父何宗治役。”141由此可見，在元末明初動亂時期，大家庭很難得到正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