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我身處黑暗時代!
——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致後代》(To Posterity)年歲漸長，人性理應漸增。①
1940年5月的法軍潰敗導致新政權建立，第三共和國的統治結束。與1814年複辟的君主政權一樣，貝當政府不隻尋求與勝利者和占領者共存，也代表了近幾年來外族的勝利。1940年夏，反共和一派的傳統分子甚至準備用工作、家庭和祖國幾個詞來取代自由、平等和博愛。
慘敗令法國一蹶不振，它幾乎放棄了抵抗，甚至還為“新秩序”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事實上，當時有兩個法國。這個國家三分之二的地區②受德國軍事部門的統治，即法國占領區的德國軍事政府。剩餘的“自由區”或未占領地區則由水療之鎮維希統領。第三個法國——戴高樂在倫敦極力統一的流亡力量——尚未成型，或還需要贏得法國人民和此前盟友的承認。1940年7月10日，議會以569票讚成、80票反對的結果，同意貝當全權廢止1875年的憲法。在“國家複興”這一宏偉的旗號下，在副總理皮埃爾·賴伐爾的強硬統治下，在陸軍元帥這一聊以慰藉的傳說下，維希法國在誕生後的一百天，在迫在眉睫的德國審慎監督之下，已經被轉化成了一個右傾、通敵、獨裁的政體。①
知識分子的私人日記記錄了當時的情形：對共和國失敗的震驚和憤怒此起彼伏，自我反思不斷，還有承認失敗但保持希望的微弱聲音。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重讀了左拉有關1870—1871年戰敗的描述，還有歌德(德語原文)作品選段和卡夫卡1914年的名作《審判》(TheTrial)。②兩大地區都隻出現了為數不多的“在第一時間便奮起抵抗的人”,他們零星舉行了一些抗議活動，也經營著一家小型地下出版社。譬如，巴黎便在人類博物館建立了一個人類學知識分子的集會網絡。另一方麵，希特勒-斯大林協定的簽署加上1940年10月的大規模逮捕大大挫敗了共產主義分子，而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則因為潰敗而信譽盡失。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