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真正有趣的書，不是應該能引人深思，激發問題，甚至提出異議和批評嗎?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十年裏，法國的民族主義開始複興。 39莫裏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和萊昂·都德(Léon Daudet)等人的作品，就是極好的例證。這在政治上的表現則是“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caise)。這不僅僅是德國武力威脅的產物，君主製、天主教和軍國主義的複興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與上一代人相比，“1905年一代”更為保守。這些即將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的年輕人，推崇勇氣、個人主義和創造力，尊重權威和傳統，以身著戎裝為榮。1910年的索邦，到處彌漫著對朗格盧瓦、瑟諾博斯、塗爾幹等學者“阿加東”式的批判②,人們指責他們用科學主義和專業知識腐蝕高師。1912年，四十名“高師人”公開聲稱自己是天主教徒，占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1905年時還隻有三四個人。①
布洛赫在巴黎高師學習曆史專業。1908年畢業後，他前往德國柏林和萊比錫求學。在此之前，他曾申請梯也爾基金會(Fondation Th-iers)的獎學金，但終因競爭激烈而失敗。他在萊茵河彼岸求學時，經曆了波斯尼亞危機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事件——這是“威廉帝國”(Wilhelmian Reich)在外交和製度上動**的縮影。1909年春，布洛赫回到巴黎，再次申請梯也爾獎學金。他參加了體檢和由法蘭西學院傑出成員組織的麵試，短暫地投身於學術政治爭論中。這一次他獲得了成功。他曾在萊比錫有過短暫的停留，於夏日返回巴黎。①
梯也爾基金會成立於1893年，由法國政治家、曆史學家梯也爾41(Adolphe Thiers)的遺孀創建，旨在資助傑出的青年學者撰寫博士論文。它每年資助五個人，最長可達三年。在獲獎者中“高師人”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布洛赫獲獎的那一年，有三個人來自巴黎高師。作為一名常駐學者，布洛赫不僅能享受到專設的府邸、優厚的獎金、與同人們交流的機會，而且他還可以利用國家檔案館、圖書館以及周邊各市政部門的豐富收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