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粗略地描述了革命者縫合過去、現在、將來的新方式，可以說，我的論述主要是一種思想史而非文化史、社會史或政治史。論述這個主題可能還有其他與我相當不同的方式，例如威廉·尼爾森(William Nelson)的研究就分析了動物養殖和經濟模型這類實踐如何在十八世紀形成一種麵向未來的新規劃。這些不同領域的細致分析對於加深我們對十七、十八世紀關於時間的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一方麵，現代性作為一種時間範疇是在文藝複興(發明了中世紀)和法國大革命(致力於與過去的決裂)期間逐漸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麵，現代性的形成又是間歇性的，有時幾十年間進展甚緩，有時則變化相當迅速。和我類似的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的學者認為那些高度政治化的時刻更具重要性，這並不令人意外；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控製時間也十分自覺地成為一個政治話題。彼得·弗裏茨(PeterFritzsche)的論述為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關注提供了某些依據：“1800年前後，也就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幾十年間發生了一些相當新的變化：人們感受到新事物頻頻更新換代，因此‘過去’脫離了它自文藝複興以來在事件和人物中所呈現出的典型狀態，不再是走向未來的忠實向導。”與過去的斷裂導致了一種文化憂鬱——弗裏茨著作的書名是《困在當下：現代時間和曆史的憂鬱》——但是它也使得曆史寫作的地位比以往重要得多。正如弗裏茨所言，過去變得“晦澀難懂”,需要更謹慎的研究，但它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法國大革命將廣大民眾帶上政治舞台，於是曆史學家不得不在寫作中關注這些民眾。曆史書寫的類型增加了，突出例子之一就是曆史小說。於是，現代性與曆史書寫之間形成了一種共謀關係。現代性通過重構過去，開啟了曆史的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