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革命者忙於創造曆史，而不是記錄曆史(孔多塞是少數例外之一),但大革命本身卻深刻地影響了歐洲人對現代性的理解。文藝複興以來的知識突破已經不足以(像伏爾泰和杜爾閣所認為的那樣)建立起革命的基礎；革命需要一種突破時間的意識。孔多塞在他去世前夕的1794年，用他獨特的風格解釋了法國革命為何以一種決裂的形式發生。他比較了美國和法國的革命：
由於沒有改革惡劣的稅收係統；沒有摧毀封建專製，等級差別，富裕、強大、享有特權的同業公會，和宗教迫害體係，(美國人)很難建立起新的權力，去取代長期控製著他們的英國的權力。這些創新沒有觸及民眾；沒有改變個體之間的關係。相反，法國革命必須接手整個社會經濟，改變所有的社會關係，觸及政治鏈條中最深的環節。
法國革命者基本上都認同這些根本的突破，因此他們重新製定了時間本身的衡量方式，以法蘭西共和國的建立作為現代開始的標誌，以十天為一周，為月份和日期賦予新的名字，並曾一度試圖將時鍾改為十進製。
盡管許多作家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將“中世紀”(moyenáge)作為一個中性或正麵的詞匯，例如斯塔爾(Germaine deStael)和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但是革命者本身通常認為中世紀與“封建製度”的聯係更加密切。1789年8月，由於農民起義不斷爆發，且啟蒙作家之間漫長的論爭達到了**，國民大會投票決定“徹底廢除封建製度”。當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1793年宣布廢除“荒謬的專製觀念和封建特權”時，他隻是在用詞上比他之前的伏爾泰(“在一個純粹封建的政權之下沒有大城市，沒有商業，沒有美術”),盧梭(“如果說曾經存在一種荒謬的製度，那麽就是違背自然法則和優良的政治的製度”)和加布裏埃爾·博諾·德·馬布利(Gabriel Bonnotde Mably)(“封建政權可怕的無政府狀態”)更進了一步。羅伯斯庇爾刻意合並了君主專製和封建特權，而伏爾泰、馬布利和盧梭則認為二者之間有著明確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