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伏爾泰之後，啟蒙曆史學家逐漸完成了曆史寫作的世俗化和自然化，更重要的是，他們將進化的概念引入人類社會的研究中。波舒哀以及大部分十六、十七世紀的年代學家試圖整合世俗和宗教的曆史，相反的是，而十八世紀後半葉的哲學史家關注的則完全是世俗世界。他們尋找事件的自然原因，探究社會從野蠻向文明進化的曆史模式。這個過程並非一蹴而就。例如，1694年的《法蘭西學院詞典》根本未收入“文明”一詞，1798年版的定義也十分簡單：“開化的行為，或者開化的國家”,而1832年版新增加了例句：“阻礙一個國家的文明，文明的進程，文明的成果，高度文明。”隨著時間推移，“文明”一詞逐漸與一種進步的曆史觀聯係起來。
引領這一潮流的是伏爾泰1756年的論著《論普遍曆史及國家的風俗和性格：從查理曼大帝至今》,通常譯為《風俗論》。與牛頓一樣，伏爾泰並未挑戰基督教時間框架下的年代學，事實上，他對十八世紀新興的地質學抱有抵觸心理，因此也就與“深層時間”無緣。他對曆史寫作的影響無疑是革命性的。他不再試圖調和《聖經》和世俗兩種紀年法，而是專注於後者。正如他在《百科全書》的《曆史》一篇中所言，“事件的曆史可以分為神聖的和世俗的……我絕不會觸碰那些令人敬畏的主題(神聖的曆史)”。伏爾泰顯然想要使自己的寫作區別於那位“著名的波舒哀”。波舒哀的《世界史講義》(1681)以創世和亞當夏娃為起始，伏爾泰的《風俗論》則開始於中國和印度的曆史，因為他認為這是最早的兩個文明古國。③
伏爾泰在《風俗論》的開頭，批評波舒哀的世界史忽略了東方世界的曆史：“這位偉大的作家在描述建立了如此強大的帝國和繁盛的宗教的阿拉伯時，就好像他們是四處泛濫的野蠻人。他為埃及粉飾，但輕視印度和中國，而後兩者至少和埃及同樣古老，也同樣重要。”伏爾泰縮減了歐洲史的篇幅，並解釋說“當人們想要了解我們的祖先凱爾特人時，必須追溯到希臘、羅馬，而它們都比亞洲國家要晚得多”。因此，盡管伏爾泰拒絕深層時間的概念，但他通過將基督教敘事放回豐富多彩(基督教不一定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之中，從而實現了基督教敘事的去中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