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者也加快了探討時間問題的步伐。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些有勇氣的學者涉足了這個領域：其中以萊因哈特·科史萊克(Reinhart Koselleck,1979),克裏斯托夫·波米揚(Krzysztof Pomian,1984)和保羅·利科(Paul Ricoeur,1983—1985)最為知名。然而，他們的著作直到最近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其影響幾乎完全無法與曆史學科中“充斥著的對社會文化時間的數量眾多的研究成果”相媲美，且後者多由文化人類學與社會學理論中的諸位領軍人物所承擔。近年來曆史學者對時間興趣重燃的其中一個表現就是重新重視科史萊克和利科的著作。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關於曆史哲學的討論逐漸升溫，利科略顯孤單的現象學研究被後現代主義的不和諧音所淹沒(科史萊克和波米揚則幾乎完全被忽略)。但是他們的著作最近開始引起更加廣泛的共鳴，因為時間本身引起了曆史學者的更多關注。
令人不解的是，盡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集體記憶的研究已經相當主流，但曆史學者卻相對較晚才開始探討時間問題。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頗具影響力的多卷本著作《記憶之場》出版於1984年，而利科和波米揚的著作也出版於同一年。難道對於記憶的興趣不是理所當然地導致對時間的興趣嗎?當然，利科的研究已經將兩者做了結合。然而，當諾拉出版《記憶之場》第三卷時(1992),他自己也意識到記憶的場所變得越來越神聖化(盡管他的本意並非如此),從而被解讀為紀念的形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場慶典，而不是關於時間如何運轉的研究。這項研究從一開始就將自身導向了這條道路。諾拉和他的合作者集中探討了過去在當下事物中的沉澱，以及某種始終存在的對時光流逝的鄉愁。諾拉的概括性導言開始於對即將逝去之物的惋惜：“我們如此多地談論記憶，是因為記憶已經所剩無幾。”為了挽回“現實滑入曆史的不斷加快的腳步”,他的著作有力地支撐了現實，並將曆史送回到被重建起來的記憶紀念碑的高牆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