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大量論述都是意識形態或文化性的，這是我們開展研究的起點……因此，從這一點繼續前進到我所謂的生物社會性，一種整體性的認同形式(包括個體和集體的認同),以及大量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理論的建製和各種類型的實踐，都以真理為基礎迅速突顯出來。因此，我對福柯意義上的事實的真理、產生和傳播饒有興趣。②
複雜性理論是一個多頭的怪獸，它會對那些試圖保護、保存並加固自身資產的投資者進行災難性的打擊。我們國際基金組織的員工知道該如何掌控複雜性——無論它有多強大。①
這一章講述三重網絡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相互之間是如何互唱讚歌的。我所說的這三重網絡分別是全球知識網絡、商業網絡和新時代思潮。“複雜性”將是我對它們的整體概括。
我為什麽要選擇這三重特定的網絡?第一，因為它們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決定性的意義。知識、商業和新時代思潮影響到每一個人：它們的話語是許多實踐的標準。第二，這些網絡共同進行的過程之一就是媒介化。這些網絡在日漸迎合被媒體所創造和驅使的大眾需求。第三，這些網絡之間也進行相互交換。我為什麽選擇“複雜性”?首先，因為它是最前沿的。複雜性理論的主要觀點活躍在大量的實踐領域之中——從艾略特·波特(Eliot Porter)的攝影②到主教的思維③,從對於商業策略的重新認識④到對馬克思主義的再定義⑤。其次，因為目前有一些將複雜性理論引入各種網絡中的集中的嚐試。這一嚐試過程是可以被理論把握的，即便不是緊隨其後，至少也不至於過於落後。
讓我們從一些反思入手，即如何構建複雜性理論的地理學?盡管我很明確，該理論不僅僅是一種隱喻，我會將之看成是關於整體性的突發秩序的一係列隱喻，因為這樣歸納至少有一個優點，即它可以產生一個可操控的解釋。作為這一探討的結果，我最感興趣的是，複雜性理論的隱喻是如何進入並逐漸成為可理解事物的尋常結構的。作為論述的基礎，我將首先對一些概念的定義進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