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特指出，據《牛津英語詞典》記載，“擬人化”這一術語的首次使用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下半葉①。與此同時，科技與動物的曆史開始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也許並非巧合：
隨著它們的消失，動物逐漸成為懷舊的好奇心的主體。當馬拉車讓位給蒸汽引擎，為了仿造一種與舊時動物驅動的汽車的連續性，塑料馬被豎立在有軌電車的車頭前。一旦涉及一種自然的借喻形象，動物就會成為新的工業環境的象征，動物好似被興起的新科技的身體替代。從蒸汽引擎到量子力學的大量科技創新的曆史和習語都展現了一種合並的動物性。在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工業和美學領域的變化起重要作用的人中，詹姆斯·瓦特以及稍後的亨利·福特、托馬斯·愛迪生、亞曆山大·貝爾、沃爾特·迪斯尼和埃爾溫·薛定諤等人，通過創造出一係列受人歡迎的動物的變種，而將動物的精神運用到他們各自的機器的研發中。電影業、通信、交通和電力都從逝去的動物中尋找真實的、極好的資源。科技以及電影業最終以這種方式為動物設定了一個巨大的陵墓。②
有人可能會認為，利比特科技—動物的陵墓的說法有誇張的成分。畢竟，21世紀初的城市依然充滿了各種活生生的動物③,但是，這種說法依然說明了一些問題：科技與動物之間的文化性互動已經開始發展，並且仍將繼續發展下去。①正如科技已經成為動物世界內部的一種顯著力量，動物也成為科技世界中的一種顯著力量。這兩個領域之間不斷地互動使得“科技”和“動物”兩個詞成為值得懷疑的，也許它們應該被一種標準的行動網絡的理論描述所替代。這些理論的描述對象是那些永遠處於交互實驗中的許多綜合網絡和其他流動形式，而這些實驗作為一種結果，不斷地更新著占主導地位的文化中對“科技”和“動物”的定義。②無論情況怎樣，隨著各種科學家和程序員所組成的團隊競相生產出今天已經成為現實的更類似於生物生命的產品，動物毫無疑問成為當前信息科技的一種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