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是前語言，它指導人類如何以人的方式進行生活。溝通和表演的巨流是它最好的表達。這些溝通和表演通過談話和文本的方式匯入運動之中；通過書籍、視覺影像和其他媒體形式，話語一次次聚焦；受著各種規則和風尚的引導；被某種特殊的主體位置或情緒狀態——二者樹立了話語直覺性的文化的重要性，並使之開始發揮作用——深深地影響。①
縱觀西方過去兩千年的文化發展史，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話語係統，盡管它已經塵封、衰落，並隨著曆史習俗的發展而改變了自身，但它依然保留一套核心信條，它就是喬伊特(Jowitt)所說的“約書亞話語”②。這一話語是以單一的、無誤的、神目的先驗理性的理念為基礎的，這一理性超越了人類的思維模式，並將世界看成是“中央集權的、界限分明的、對無法穿越的界限極其關注的”③。這一話語通常包含了一套相互關聯的、自足的信條④,比如：靈魂是獨立於肉體的；理性是一種獨立於實體的現象。情緒沒有任何概念內容，卻是一種純粹的力量。
意義以真理和指稱為基礎；它關涉的是能夠表象真實世界中的事物的不同符號之間的關係。符號本身毫無意義，除非能與世界上的事物關聯。
我們所使用的範疇是獨立於世界的，隻有諸範疇的內部特征能夠定義範疇，從事範疇劃分的人的天性則與範疇的定義無關。
但是，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隨著奧斯丁、梅洛-龐蒂和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興起，約書亞話語開始走向衰落。接下來，來自另外一些知識性的實踐團體，如認知科學家、女性主義者和社會理論家給予它更致命的打擊。新的話語開始確立自身的地位，它對目的理性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戰。在這種理性之外，還有很多理性形式，它們都具有如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