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諾最早的學術作品中，他20世紀20年代(GS17-322)對事實材料的認識論研究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阿多諾早期的美學思想的確關注了經驗現象，即音樂和文學，但——正如他在回顧中所診斷的那樣——他反複說的是藝術中表現的心理學方麵[阿多諾和貝爾格(Berg),2005:59]。與此同時，阿多諾開始接觸幾位社會思想家——齊美爾②、布洛赫、盧卡奇、本雅明。阿多諾回憶說，這些非常不同的思想家都決心要處理經驗現實的問題。他們“這一代人……的工作擺脫了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形式的觀念論……並承認……所謂基本哲學問題……隻有連同材料內容一起……來加以處理”(VSI195-196,另見175;NLII213)。克拉考爾(1998:32)把觀察描述為一種“對觀念論的合法反擊”,因為觀念論已經看不見“生活”了。阿多諾確信，對社會現實的分析也是他自己最為緊迫的任務之一，這種分析將處理由經驗觀察所提供的事實資料。盡管阿多諾從20世紀20年代末直到他生命的結束一直都確信這一點，但是他關於觀察應當如何獲取經驗材料的看法在那些歲月裏還是有著重大意義的波動的。
(一)聽診社會生活
阿多諾20世紀30年代初的幾次公開講座描述了哲學和經驗科學之間的聯係，這種聯係被邏輯實證主義確立為近期以來“最為幸運的”智性發展之一。隻有麵對經驗世界才能為哲學對現狀的探究提供“材料內容和具體問題”(1977:126)。“自然—曆史的問題”,例如，“不可能作為一般的結構”(INH 262),“自然和……曆史的(諸)觀念……聚集在具體的曆史真實性的周圍”(INH 264)。
那時候，阿多諾的社會研究依靠兩種經驗資源，這兩種資源以不同的方式決定了他隨後的社會學工作。阿多諾的“音樂內容分析”(CM220)把音樂當作社會學材料來做實驗。非常著名的就是他1936年的“爵士樂的社會學解釋”(CM217),它的經驗維度鼓舞了克拉考爾的熱情(A&.K 319)。①阿多諾評論說(2002a:470—471,477—481,483—484),盡管爵士樂看起來結合了反抗的和常規的音樂成分，但是它隻允許淺薄的、圖式的離經叛道，這些離經叛道並沒有觸及常規的整體：切分音通常遵守基本節奏；像振動音這樣的表現元素動搖了但從未打破呆板的聲音；和聲的離題(例如，“藍調”)是無害的和公式化的；即興創作隻構成點綴，這些點綴遵循被限定的樣式；甚至名家的表演也不能改變作品。阿多諾得出結論說，爵士樂作品是為了交換而嚴格標準化的商品，它們假定的變化隻不過是掩蓋了它們與市場性的一致(2002a:471—473,477—479);爵士樂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它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束縛生產力並迫使——在社會上被生產出來的——個性同化(2002a:478-479,484-486,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