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在1969年還仍然堅持，社會學不是一門純粹理論的學科，而是“要求所謂‘田野研究’”,亦即“經驗研究”:“本雅明……說……存在之物的力量今天更多地依靠事實而非確信……他表達了對存在之物的那種現今無所不在的主導地位的意識，智力無法麵對它，除非使自身充滿存在之物，充滿事實。”(SSI539)許多評論者相信，麻煩在於，由於放棄方法指導的經驗研究，阿多諾的社會學工作缺乏取自經驗觀察的事實內容。梯德曼(GS9.2413)把《群體實驗》描述為阿多諾最後的——即“隻是德語”——對“經驗材料”的調查。“借助(《群體實驗》的例外)”,德雷克(2004:303—304)讚同地說，“阿多諾逐漸與研究進程拉開距離，他更喜歡理論家的任務而非……田野工作”。吉布森和魯賓(2002:11)把1957年看作阿多諾與經驗研究的最後了斷。卡爾科夫斯基(Kalkowski,1998:113)給出的判斷是“經驗研究和論證的……貶值……從外部的視角來注視……社會’……否定社會理論家對永遠相同者的可怕宿命論的瞥視妨礙了在社會學上富於想象力的經驗資質”。既然解釋者們並不否認阿多諾對研究事實內容的社會學的堅決籲求，那麽他們的解讀就隱含了對前後不一致的嚴肅指控。阿多諾後期社會學的特點被刻畫為對經驗材料的疏忽怠慢，這種刻畫不亞於意味著一種控告，即他戰後作品的相當大的部分習慣性地忽視了他自己在學科上最為堅定的方法論要求之一(另見威格斯豪斯，1994:496)。本章的最後幾節試圖就阿多諾的這部分工作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視角。
(一)方法論的再定位
如果阿多諾始終如一地把經驗研究等同於經驗方法的使用，那麽他對方法的放棄就等於說忽略了他對收集社會學材料的籲求。但是，阿多諾並不同意這種等同，方法指導的田野工作是獲取資料的一種方式：“經驗的程序並不應當獲得簡單的優先權。不僅僅存在著除此之外的他者：諸學科以及諸思維模式的單純存在並不證明它們是正當的。”(PD 71)實際上，阿多諾有時候會突然插話說，或多或少標準化的方法——例如，借助一套預先確定的問題來進行概括——會潛在地束縛對經驗現象的觀察。阿多諾拒絕讓他“對現實的看法……被……講究方法的測量儀器的扭曲眼光所……阻礙”(繆勒-多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