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詞發端於福柯對“生命權力”(bio-power)的研究。福柯於1976年3月17日在法蘭西學院的授課中首次明確使用了“生命政治”這一術語。生命政治成為研究思潮甚至被稱為政治思想中的生命政治轉向則出現在阿甘本對生命政治進行闡釋之後。在福柯和阿甘本的語境中，生命政治意味著掌控生命的權力。這與傳統政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在生命政治中，政治權力不再是對“天賦人權”之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生命權的有效保障，而是對生命權的宰製或決斷，其實質是“一種新的權力技術”。生命政治作為對生命和人身的支配與控製雖然由福柯明確提出並加以使用，但究其思想內核而言並非現代性的產物，而是“最初就已鑲嵌在人類共同體之結構當中”①的。
前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權力作為生命政治表現為直接作用於肉體的“懲戒權力”(disciplinary power)——“使你死”、對死的管轄；資本主義社會的重大變化在於通過安全技術——“使你活”、扶植生命。這就是在現代社會新的生命政治所實施的新的權力技術。在資本主義現代性語境中，生命的統治通過資本權力對勞動力(實指生命)的支配與規訓而展開。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資本批判實際上指向的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規訓和懲罰，內在地蘊含著福柯所指認的新的權力治理技術即生命政治的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政治不再像前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是對自然生命**裸地控製和奴役，而是以資本為中介來實現對雇傭工人的規訓和懲罰，這是一種政治治理方式的巨大轉向。現代社會生命政治發生的現實場域主要是企業工廠體係，而它的理論場域則主要體現在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