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哲學家們針對其所處時代的統治權所造成的一係列問題，探索出了馴服統治權這一思路，從而催生了近代的政治解放進程和人類文明形態的革新。那麽,針對當今時代資本所造成的一係列問題，我們究竟能否借鑒馴服統治權這一思路呢?而要想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解決一個前提性問題，即在資本的文明這一文明形態下，造成一係列社會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麽?要想超越資本的文明，從而探索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所要超越的對象又是什麽?
一般而言我們認為，資本的文明形態下所存在的一係列社會問題的根源都是資本，但從更為深入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將當代社會的全部問題都歸因於資本實際上是一種過於籠統的歸類方式。根據馬克思的揭示，隻有完成了從W—G—W到G—W—G'的轉換之後，當貨幣不再是以購買商品為目的，而是以自我增殖為目的而運動時，資本才與積累起來的一定量的貨幣本質性地區別開來，資本的本質性特征就在於不斷追求自我增殖的資本的邏輯。但是，資本的自我增殖運動一經開始，人類便迅速開始生活在資本的邏輯的統治之下了嗎?事實上並非如此，從資本的自我增殖運動，到“人被抽象所統治”的社會現實，中間還是需要經曆很多中介過渡環節的。資本的自我增殖並不構成問題，而隻有當資本的自我增殖運動綁架了人類的日常生活，裹挾著人們隨著資本的邏輯一同前進的時候，圍繞著資本的各種社會問題才會顯現出來。因此，資本的邏輯對人類社會的裹挾作用的發揮首先有賴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隻有在勞動社會化之後，隻有在勞動力成為商品進入市場參加商品流通之後，資本才具有對無酬勞動的支配力；隻有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取得統治性地位之後，從而物與物之間的關係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之後，資本才具有了交易一切、買賣一切、統治一切的能力。隻有到了這個時候，資本的邏輯才能夠裹挾著人類社會前進，這時，起作用的就不單單是資本的自我增殖運動了，更重要的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的全方位的支配力，這就形成了一種資本權。正是這種資本權為資本提供了奴役人、控製人的力量，從而使人類屈從於資本的自我增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