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資本的文明”,馴服資本必須從兩個層麵對資本進行規範和製約：一是精神倫理層麵，二是社會製度層麵。這兩個層麵的建構是當代中國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審視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會發現資本主義出現在西方尤其是西歐絕非偶然。在某種意義上講，資本主義隻不過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等精神都來源於基督教。但有的思想家，如赫斯做了相反的解釋。他認為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小商人社會隻不過是基督教功利主義或利己主義思想的世俗化。但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和基督教之間存在著本質性的內在關聯。當馬克斯·韋伯指出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聯係時，他確實頗有識見地提示了歐洲資本主義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這一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撐——新教倫理。韋伯指出：“教派成員身份意味著一種關於個體的道德資格，尤其是其商業道德的憑證。”①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經濟的合法性主體應當是“教派成員”,否則就不具備道德的可信度。韋伯比較了傳統意義上行會成員和教會成員。某個行會成員獲得資本主義意義上的成功將會削弱行會的精神。而如果某個教派成員合法地獲得了資本主義意義上的成功，那麽,這種成功所證實的是他的價值以及他的恩寵狀態，而且這會提升該教派的聲望和增加宣傳的機會。因此，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內在的共契。“行會當然不可能產生出現代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精神氣質。隻有禁欲教派的那種有條理的生活方式，才能夠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所具有的那種經濟的‘個人主義的’推動力進行合法化，並賦予它一種榮光。”②
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其精神和文化的條件是作為救贖宗教的基督教。中國雖然借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體製，但我們不可能引進其背後的精神和文化支撐——新教倫理。在完全沒有救贖宗教傳統的中國，若無相應的並且有足夠平衡力量的精神-文化建製，則這種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足以毀滅性地瓦解整個社會生活。它自發地產生的意識形態隻能是利己主義，利己主義的無限製發展，即為所欲為的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一種欲望滿足的形而上學。在馬克斯·韋伯的視域中，新教倫理的核心是一種禁欲教派的倫理，它正是對資本這種欲望形而上學的約束和抵製。在此基礎上，西方發展出了完善的法律製度，來製約和規範市場經濟的運行。因此，如果沒有對羅馬世界的宗教和法律傳統進行現代改造和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早就自行瓦解了。其實，早在亞當·斯密那裏已經為西方市場經濟的運行指明了方向。亞當·斯密向我們表明，市場經濟運行的條件是：以同情為基礎的公正旁觀者作為內心的監督；以公正為核心原則的法律製度作為社會運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條件下的自由競爭。這三條正是《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關於法律、警察、出入及軍備的演講》和《國富論》三本著作各自的主題。這就是斯密留給現代資本主義最為寶貴的遺產。可見，西方的市場經濟是在內心道德監督和外在法律規範製約下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在這三者之中市場經濟的基督教道德主體是最為基礎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