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②人歸根結底是社會的產物，人的實踐活動和世界觀都是在既定的社會和時代條件下產生的。實踐是文明發展的推動力，它不僅促進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激勵人們不斷尋找積極的世界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文明的物質動力，還是精神指引，都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因此，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層次或文化領域的概念，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概念。文明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它不僅意味著個人理性能力的提升，思維方式的轉變，更在根本上指向社會秩序的生成。傅立葉在談論文明製度的時候曾指出：“偉大的文明事業中有兩個事實——社會生活的發展和個人生活的發展。”①這就意味著文明從根本上旨在促進新的社會秩序的生成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的本質的實現。基於曆史唯物主義的這一立場，恩格斯做出了其文明論斷的第二個本質性規定：“文明是社會的素質。”“文明是社會的素質”揭示了文明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形式的重要意義：它必然要打破人與人之間原子式的、孤立式的存在狀態，將社會成員聯結在一起。這一本質性規定把人的存在狀態和社會的發展狀態兩個方麵統一在一起詮釋了文明的具體內涵。
恩格斯在對18世紀的英國市民社會做出考察後深刻指出，英國的全部政治問題從根本上來看都是社會性的。恩格斯認為，與法國人一開始就把國家當作人類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不同，英國人關注的是市民社會的單個人利益的實現，而對作為所謂普遍利益的代表的國家並不抱很大希望。“英國的活動則是獨立的、彼此並立的個人的活動，是無聯係的原子的運動，這些原子很少作為一個整體共同行動，而且即使作為整體行動的時候也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目前的普遍貧困和極端渙散就是個人之間缺乏統一性的表現。”①由於英國人的活動總是以單個人的方式進行，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這就使市民社會發展起來。國家和教會不再是實現人的本質的唯一的、普遍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承認隻有英國才真正具有社會的曆史，因為通過對個人利益的強調，英國才真正確立起主體性，對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予以真正的關注。但同時，這種主體性是一種絕對的主體性，它把普遍分裂為許多單一，將利益升格為人類的紐帶，然而“隻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體的和純粹利己的——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隻管自己，使人類彼此隔絕，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這種單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的最終結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達到的頂點”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