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文明理論誕生之前，西方的文明解釋理論主要是從理性的角度出發，遵從一種理性主義傳統來理解人類文明的發展和演進的。雖然這種理性主義的文明解釋模式也代表了人們對於文明的美好期冀，但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同現實相對抗的抽象層麵，仍然是用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來理解整個現實世界。而恩格斯的文明論斷——“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不僅發揮著認識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世界觀和方法論價值，也實現了文明解釋理論的重大變革：首先，恩格斯的文明論斷實現了文明理解範式的變革，不再以觀念論為範式，而是以實踐論為範式來解釋文明的發展的演進，更新了文明的具體內涵，實現了文明範式的曆史唯物主義轉向；其次，恩格斯的文明論斷實現了文明研究立場的轉變，以無產階級為文明發展的支柱，揭示了一種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必然是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文明，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進行了科學的分析並對未來社會的文明類型進行了合理的揭示；最後，恩格斯的文明論斷實現了文明發展形態理論的創新，超越了“歐洲中心主義”文明解釋模式，變革了以歐洲文明為中心的解釋框架及其所形成的切割世界和排斥他者的文明傳統。馬克思主義打破了各種不同文明類型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確立了新的文明解釋框架。
從文明理解範式的角度來看，對文明的發展及其演進問題的探討，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亙古不變的重大課題。雅思貝爾斯在論述軸心文明時，突出強調了人類理性精神的覺醒對認識人之存在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整個軸心文明都圍繞人類理性精神的進步而展開。柏拉圖以理念論為基礎，認為人的理性思維及其外化的城邦製度標誌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由此對城邦文明進行了一係列的製度設計。黑格爾也從絕對精神的演進和發展出發來理解整個世界文明。可以說，人類走向文明的標誌是理性，理性的養成是人類從野蠻社會走向文明社會的轉折點。在這種理性主義傳統的影響下，眾多西方學者都認為理性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理性的完善程度直接決定文明的發展程度。孔多塞、福澤諭吉等學者甚至直接把文明進步的曆程歸結為人類精神進步的曆史。以傅立葉、聖西門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期望由少數天才人物建立起理性充分的社會秩序。而當文明的發展帶來理性所解決不了的矛盾衝突時，則又從消極的角度將文明看成社會罪惡的根源。盧梭就認為正是人類文明的發展才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導致了人類自由的喪失。弗洛伊德更是將文明看作一種心理結構，認為人類文明的曆史就是人的本能受壓抑的曆史，人的不自由和受壓製是文明進步的必然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