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文明形態為現代文明帶來了不可磨滅的輝煌印記，這在文明史中應給予理所應當的承認與褒獎，但同時，這種自詡為“曆史終結”的文明形態背後也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具體表現為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關係的全麵異化和畸形發展，它構成了資本文明發展的界限。正是現代資本文明本身所蘊藏的危機、界限，要求有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對其進行變革，從而超越資本文明。而人類文明形態的每一次重大變革與進步，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發展與躍遷，又都離不開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的哲學對其進行理論上的指引。隻有以哲學的目光提煉文明形態變革的學理性根據，才能更為有序地把握時代課題，才能更為有力地塑造時代的精神，從而更為有效地引領時代的發展與進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①那麽,應該以何種哲學理念作為切入點並切中肯紫地把握文明形態的變革?文明形態變革的學理性依據是什麽?什麽構成了文明形態變革的“測量器”和“指示器”?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馬克思在回應鮑威爾的信中指出：“曆史什麽事情也沒有做……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②對文明形態自身來說，它並不存在既定的規律，而是參與其中的人本身起了重要的作用。人與文明形態的這種“共在”式的參與關係，使得文明形態的向上變革成為可能。這種“共在”式的參與關係就構成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互動關係，在哲學理念上就構成了對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切思考。